它不仅需独立地作出具体决定，还需遵循一定的要式行政程序，如公开审理、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权、事实调查权、质证与辩论等，这均与法庭程序十分相似。

该《暂行办法》第2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规划利用空间界限，除设立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外，可分层设立地下、地上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该条例规定：地标性建筑物是指由纽约地标保护委员会指定为地标的所有构筑物（structure）。

（2）与区划相关的城市规划。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改革和完善我国现有的城市规划制度，把城市空间的利用纳人规划之中，明确空间权。[12]这样，东京火车站大楼作为受保护建筑得以维持历史原貌，供广大民众更好地参观和使用，同时火车站周围树立了起更多更高的大厦，展现出东京都丸之内地区活力四射的新形象。[13]这是为了给公众创造出更多的开放空间，而对土地权利人实施建筑面积方面的奖励。（7）与市街地开发事业预定区域（只限于第十二条之二第一款第四项至第六项所列预定区域中，政令规定的、应从超越一市町村之广域角度来决定的城市设施或者根本性城市设施的预定区域）相关的城市规划。

出让容积率的地块在结果上就只能建造或维持较低的建筑物，经济价值便降低。在此过程中，相关法律和判例成为重要因素，而法律中的具体内容也逐步丰富和完善。但需要注意的是，决策委员会程序尚未一般化，仅在部门法中有规定的情况下方得以适用。

决策委员会是一个类似于法庭的机构，它所遵循的规定与法庭遵循的规则极为相似。任务民营化之后，部分区域的盈利不高，业者进入动力不足。目前，该机构所履行的职责主要集中于网络产业领域，包含：（1）电力（包含可再生能源供电）、天然气的管道输送。但二者并非界限明确，而是有重叠之处，如市场准入制度（主要指网络产业），其不仅为规制法中的重要内容，亦与竞争法中重要设施理论相关。

（4）铁路基础设施的准入。2、程序： 一部单独的规制程序法并不存在。

但2004年新修订的《电信法》中又将该定义删除。因此，在任务民营化背景下，国家需要利用有效的调控工具来实现其位于责任阶段中第二阶的保障责任，而最重要的工具之一便是规制。而从法学角度，规制是保障国所使用的重要调控模式之一。举例来讲，在国家通过经营公营事业而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发生国家失灵现象的风险极高。

如以横向关系来看，则尚需处理规制法与同隶属于经济监督下的竞争法之间关系。此举可更多发挥经济手段在社会国理念实现中的功能。此外，价格规制也源于竞争法中的价格调控机制。规制法与竞争法一样，同为经济监督下相对独立的分支。

规制法既能够依照国家与私人的参与程度将任务履行予以整理分类，又赋予国家对于任务履行的最终责任者地位，为其提供了众多工具来修正任务履行偏离处。1996年颁布的《电信法》第3条第3项曾对规制作出过明确的解释，认为规制就是为了达到本法第2条中规定的目标而针对电信企业提供服务的行为、终端设备和无线电设备以及为了保障频率资源有效、自由使用而采取的措施。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家干预导致的资源配置结果对整个宏观经济与社会整体而言为次优的结果时，便认为其未达预期效果。与BNetz有关的部门规章必须在联邦公报上予以公布。

然而，只要国家任务履行的政治诉求不消失，规制便不可能消失。法学视角：国家保障责任理论。国家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国家失灵，或是通过其他手段所产生的国家垄断，需由适当的规制措施予以破除。这就极大限制了联邦政府对于人选的影响力，增强了BNetz的独立性。国家失灵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政治性团体依赖于其对利益团体所施加的影响。决策委员会人选由BNetz的顾问委员会建议，联邦政府提名，再由联邦总统任名。

规制法正是为监管国家退出后的原自然垄断市场，解决遗留下的自然垄断及国家垄断等诸多问题应运而生。除此之外，决策委员会决定的作出与论证亦要符合特定形式。

然而国家目标常常偏离对公营事业本身的影响，并过分关注公营事业的盈利情况。网络基础设施的不可复制性滋生了自然垄断，因而即使国家垄断不再存在，价格倾斜亦仍不可避免地会实现。

要准确把握与理解这一概念，需注意以下三方面： 1、工具性的法律用语。德国法上的规制与保障国理念密不可分，主要体现为：规制是保障国所使用的重要调控模式之一。

2、主要适用于网络产业。同时，BNetz与其他行政机关一样，需受行政程序约束，例如听证程序当遭遇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时，最高人民法院往往会推出司法解释来细化指导裁判的法律规则，法官创制规则的权力并未受到肯定，这也是当前司法解释如此之多且混杂的一个原因。[10]我国肯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最早见于2001年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案例二：贾国宇案］[3]1995年3月8日晚7时许，贾国宇与家人及邻居在春海餐厅聚餐。[17]参见［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页。

李珉不服一审判决，以适用法律不当为由，向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20]随着人们对司法实践认识的不断深人，认为法官只能依据法律进行自动售货机式裁判的理念被修正，法官自由裁量和规则创制的权力也逐渐被认可。

拉德布鲁赫认为：如果我们破除法官的这种错误信念（一种能从既有的制定法中引申出对所有生活问题予以法律解释和适用的信念），对于法官而言，并未赋予他任何权力，如果他目前未占有这种权力——承认法官在未作规定的情形下是法律创制人，并不会中断法官所受的严格约束——而带给他的不过是他对自己一直无意识且不间断行使的权力的意识。不过，在我国法律尚未承认法官具有规则创制权力的背景下，法院的这种创制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而只能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进行。

而在贾国宇案中，对尚为花季少女却因爆炸毁容的贾国宇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就更是体现了公平正义。进入专题： 创制型案例 无法可司 合法性修辞 。孙中山先生在制定宪法时，结合中国的实际，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考试和监察五项权能，也表现出了对分权原则思想的吸纳。但在法律规定不完备或者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司法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可以澄清模糊不清的法律规定，可以填补法律空白和漏洞，可以使法律的旧瓶装入新酒。

因此，就法律理解应根据上下文语境的一般理论来说，[42]由《民法通则》第119条推出精神损害赔偿并没有法理依据，司法实践掌握的标准实际上才是最终肯定精神损害赔偿的根据。所以，法院在裁判中创制了规则却仍要宣称为依法判决，它构成了对规则创制的实质遮掩。

在确认对贾国宇的精神损害赔偿时，法院/法官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的原则和司法实践掌握的标准，实际损失除物质方面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的精神压力与痛苦。合法性修辞 在现实的司法生活中，法院/法官无法可司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司法景象，但迫于不得拒绝裁判的社会压力，法院必须作出裁决。

正是由于法律规则在创制型案例中并不完全缺位，所以，在裁判得出最后结论时，法官往往会强调依照……法，判决……，而这种依法裁判模式也就成了创制型案例裁判文书中的惯常宣称。另一方面，合法性修辞必须对其形式上与实质上的正当性予以考量。